陆建德：叶廷芳那辈学人的翻译，影响的不只是

叶廷芳（1936年11月23日—2021年9月27日），出生于浙江衢县，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师从冯至。留任助教后，于1964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文学室主任、研究员。

叶廷芳那一辈学人的特殊贡献

新京报：听闻叶廷芳先生去世……

陆建德：

我和叶廷芳先生很熟。我们都曾经住在劲松地区，我们那时候骑自行车上班，我经常跟他一起并排骑车。他因为一个手不方便，就单臂驾驶。我觉得叶廷芳先生真是太不容易了，他小时候跌了一跤，手臂跌断了，有一个地方伤口有炎症，半条手臂就保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成就如此巨大，特别让人敬佩。而且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这也是外文所老先生的一个特点。他们在专业领域成就特别多，写研究著作、翻译作品，而且叶先生散文写得也很好。

我到他家去，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收集了很多画册，也有很多唱片。他对音乐艺术是特别热爱的，包括建筑。他散文写得挺多的，出了好几本散文集，散文集涵盖的范围特别广，有文学、艺术、音乐、建筑，特别好。他虽然带有残疾，但是他对生活有着一种出奇的热情，他从来不认为因为自己有一点残疾，就要受到限制，他一点没有这个观念的。虽然身体带有残疾，但叶先生身体特别强壮，听到他离去的消息我也是非常难过。

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专业知识非常精湛的人，而且跟人交往的时候，他特别随和开放，我在外文所工作的时候，很长时间都是工会主席，我记得每一年我们外文所春节前聚会，大家聚在一起，会有一些节目，比如朗诵诗、说段笑话，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叶先生每一年都唱歌，唱歌唱得特别好，如果请他来，他是毫不犹豫，马上就来。

他也在残疾人协会里面担任领导工作，这个是要分不少心的。他跟艺术界的人士来往也特别多。我现在想想，他跟一些老艺术家来往密切，我们所联欢的时候，他也会叫一些艺术家来做表演。叶先生是个精力过人的人，从事多方面的工作、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的同时，他的学术研究又做得如此精湛。

新京报：一般读者对叶先生的了解应该在于他是卡夫卡非常重要的译者和研究者。

陆建德：

卡夫卡是整个现代派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外文所有几位老先生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我稍微举几位人士，比如叶先生，比如柳鸣九先生，柳鸣九先生很早就开始介绍萨特，那时候对中国的创作界、思想界影响都很大。再比如说李文俊先生，李文俊先生要比叶廷芳先生稍大一些，今年大概有九十一二了，李文俊先生翻译的福克纳……他们（的翻译）的影响完全超越了外国文学的范围，对我们整个文学评论界、文学创作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在很多方面得益于这些老先生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而且也使得我们突然意识到有很多事情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在立足本土的同时借鉴外来资源，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尤其像卡夫卡，他完全超越常人的想象，深深地种在我们的阅读经验里面，这种经验伴随着我们成长。

我们要去问当代很多作家，他们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都是难忘的经历，也跟他们的创作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要纪念叶先生这样的人物，我觉得不光是外国文学界，整个读书界、包括中国当代作家们，都会感念叶先生，以及他们这一辈学人做出的特殊贡献。

新京报：叶廷芳先生出过一本《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像叶先生他们对中国的文学审美走向现代性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陆建德：

关于审美，有些人也在讲中国传统审美等等，但我们要超越国别的界限，我们的审美是不断在演进的，而且是杂糅的。我们要看到，自己国家的审美传统也有很多外来的因素，包括佛教的因素。到了19世纪末以后，审美现代性对中国的冲击是很大的，而且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我现在在杭州接电话，我吃饭的地方附近就是林风眠先生的故居。林风眠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大画家，他有中国传统绘画的根底，但他又糅合了国外的风格，他的绘画里就有非常鲜明的一种审美现代性。所以叶先生在那个时候提出审美现代性，是特别有意义的，让我们意识到审美并不是一条直线，（不是要）完全适中，审美的预期也是一样的，审美恰恰应该有大量的东西是要挑战我们的预期的，突破预设的疆界，这背后是一种解放的力量。

文章来源：《当代外国文学》 网址: http://www.ddwgwxzz.cn/zonghexinwen/2021/1216/6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