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汪曾祺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孙郁（1957-），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主要著作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

《汪曾祺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文 | 孙郁

（本文原刊于《人民政协报》 2020-06-01 ）

汪曾祺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把文学从虚假的、先验的观念为主的文学回到自身。他有烟火气，他能够把民间的疾苦、百姓的冷暖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他的散文（对他来说，任何事物都可以入其散文），又很有韵致，传统词章的那种优长都有，我们有时候能够感受到他跟柳宗元、苏轼的一些文字相通的片断，有时候能读到他跟张岱、袁宏道、袁宗道这些人内心相通的句子，汪先生对传统把握得确确实实很有味道。

但是他又有现代性，他并不是回到古老的士大夫文化的秩序里，他有现代精神。他还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很深的，但是他把左翼里面的那种泛道德化的东西剔除出去，关心底层这一点保留下来，这是很不得了的。

所以我们读他的作品，感到他一下子把我们从天上还原到地下，这是一个贡献。

他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他的语言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我认为他拯救了我们的汉语。

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夸大其词，汉语这一百年（也是汪曾祺诞生以来的百年），命运多舛，起起伏伏。新文学最早是受翻译的影响，像林纾先生当年翻译域外的文学作品，他用的是汉唐的余音，司马迁的古朴和韩愈的简洁我们在他身上都能看出来。林纾的这种翻译有很特别的表达，汉语在他笔下发生了一点点变化。钱锺书先生有一篇文章叫《林纾的翻译》，写得非常好，他发现林纾本来是一个崇尚唐宋古文的文章家，但是他接触域外小说以后他的词章开始发生变化。不过他还是没有很好地来解决对于现代生活描述的难题，因为他翻译的是近现代西洋的小说，用中国古文是不是能够很好地对应，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鲁迅和周作人当年在日本翻译了《域外小说集》，他们也是用古文进行翻译，才卖出几十本，佶屈聱牙，没有人读，读不懂，也失败了。后来人们发现我们还是用白话、用口语来翻译，这时候古文慢慢退出，语体文慢慢出现了。

林纾的古文已经不再是桐城派所推崇的古文，文言中有杂体，他吸收了笔记小说的句式，这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都注意到的。胡适和陈独秀这些人就更向前一步了，胡适提出文学改良主义，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他们就是想要告别古文。所以当时文言与俗语，是势不两立的存在。新文化人认为应当用口语、俗语来写作。新文化运动前后，王国维先生在考察宋元戏曲的时候也发现，用俗语写作也很有它的价值，因为到了晚清的时候士大夫的语言词章已经走向死胡同，中国的古文被读书人玩死了，不能再生长出新意。王国维反而在宋元的戏曲里面发现百姓口语里的句子那么鲜活、那么生猛、那么打动人的心魄，他很惊讶。王国维是用雅言写作的，但是他能注意到俗语的价值很不简单。当时很多人研究雅言和俗语，比如章太炎先生和刘师培在考察唐韵与今韵的时候，发现它们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章太炎的学术思路里，他说今日所谓俗语，可能就是历史上的雅言。所以晚清之后，俗语在文学里被雅化处理的时候并不觉得生硬，明清小说和笔记小说里面这种雅言和俗语的交替使用，特别是俗语的雅化运用，对于胡适这些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就主张用白话写作。

新文化运动

白话写作当然没有问题，所以当时像鲁迅、周作人他们都响应这样的号召，用白话文写作。不过那一代人古文修养很好，所以他们的白话并不彻底。胡适的白话应当说比较纯净的，有人说他是“一清如水”。但周氏兄弟就不同了，他们有一种暗功夫，鲁迅对于汉译的佛经非常熟悉，他藏了很多佛经，对东汉以来文人的写作了解比较深，尤其对六朝人，他对六朝的掌故、六朝的遗风、六朝词章里所呈现出的这种“峻急”之气，对那样的一种冲淡之美都有体味，而且这些也对他影响很大。所以鲁迅和周作人的白话文其实是有古文的元素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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