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诗人的翻译缘

老专家王忠祥曾指出：“绿原文学生涯有‘四重奏’——第一乐章，诗文创作；第二乐章，文艺评论；第三乐章，翻译著作；第四乐章，编辑出版。”著名诗人沙克认为：解读与传播绿原的文化价值，必将是中国文坛的一种需要和必然。

绿原（1922—2009）原名刘仁甫，另有译名刘半九，精通英、俄、德、法语，是一位多栖文学家。20岁时即出版了诗集《童话》，被誉为中国诗坛神童。绿原自小学习英语，其大哥刘孝甫（年长19岁）英语极好（曾任远征军翻译），对幼弟学习要求甚严，为绿原打下了外语学习的基础。绿原的文学翻译始于高中，17岁时尝试英译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译文颇受老师和长兄称赞。40年代在重庆复旦大学专修英语，并从盛澄华教授学法语。21岁翻译了王尔德的《狱中记》；24岁翻译桑德堡诗《致肖斯塔科维奇》，刊于《希望》杂志；25岁翻译惠特曼、桑德堡的诗及维尔哈仑的戏剧《黎明》，陆续刊于《希望》和《大刚报》副刊《大江》。于1950年创作英文小说《一个新女性》，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解放初，举国学俄语，绿原业余在中苏友协附设俄语训练班学习，达到阅读水平。1953年翻译了保加利亚诗人瓦普察洛夫诗选（译自俄文期刊）。1954年从俄语翻译《契诃夫论》，又从英语翻译德国童话《冷酷的心》，后者是德国童话作家豪夫的代表作。

绿原1962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德语文学编辑工作，审读的一部稿件是朱光潜翻译的《拉奥孔》（莱辛）。朱先生译笔老练，但因年迈力衰，有些顾及不到的误译。绿原用铅笔在原稿上一一改正后，写了—份供译者斟酌的处理意见，由出版社转给推荐此稿的文学研究所。文研所负责人冯至觉得意见非常中肯，还向出版社打听是谁提的意见。绿原的德语水平究竟如何？文研所曾把绿原译的让波尔的《美学入门》一章，送给著名学者钱钟书审阅，钱阅后写到：“译得很忠实，有些地方颇传神。”由此可见绿原的德语水平和文史哲修养。

绿原一生与诗为伴，先后获得“中国当代诗魂”金奖、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诗人），被国际诗坛称为“常青树诗人”和“最迷人的中国诗人”，这是对他卓越的诗歌业绩的奖赏，也是对他丰厚的文学翻译成就的嘉奖。

谈到诗歌翻译时，绿原曾将外国诗歌分成若干类，认为“有的诗作偏重于格律和音韵，有的偏重于情调和意境，有的则偏重于联想和意象，当然还有的是三者兼而有之”，说到第三类“联想和意象更多一些，格律和音韵更少一些”的诗歌时，认为“不论在西方哪个国家，诗风似乎越来越自由化，第三类诗越来越普遍”。随即对这类“意象更多一些”的诗之特征作了较科学的阐述：“这类诗的特征不在于音律而在于词义和词感，在于由词义和形变通过连缀和交错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在于它们在读者心灵中的辐射性、弥漫性和渗透性”。这是绿原从译介学角度对意象的阐释。他在评介美国现代诗时提及英美意象派代表人物艾米·洛厄尔在一篇《宣言》中提出的六条准则，其中一条就是“要呈现一个意象”，“诗应恰切地表现个别事物，而不应当从事模糊的一般事物，不论它们如何华丽或响亮。”绿原认为：“这六条未必足以概括整个美国现代诗，但从中却可见它的一般倾向，而且如果解放一下思想，也未尝不值得我国的青年诗人们参考。”从绿原诗歌创作的整体来看，他肯定是对美国现代诗有所参考、有所借鉴的。绿原还通过翻译实践得出结论：“汉语像英语一样，并不能胜任翻译任何与本国鉴赏习惯相距太远的诗作，这是读者和译诗家们都得心中有数的。”绿原写过一篇长文《“夜里猫都是灰的”吗？——一个读者关于译诗的几点浅见》，明确指出：“只是出于有限的鉴赏经验，我想向译诗家们建议：且用更精炼、更自然的语言译格律诗，最好用现代自由诗，力求把一篇外国诗作为一个诗的整体介绍过来。因此，一忌机械迁就原作结构，以致破坏汉语规律：二忌生造格律，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从而掩盖了原作固有的意义；三是套用中国旧诗的格律和词汇，把原作完全中国化，把一点异国情调消磨殆尽。”

施蛰存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导言”指出：“一个国家的诗歌，用另一国的语言来转译，很难取得同样的艺术效果。为此，国际间的文学互译，诗歌的译作，数量总是最少”。针对这种情况，绿原分析道：“据说德国人翻译的‘莎士比亚’可以与原著比美，而英国人翻译的《浮士德》或其它外国名著，不是似是而非，就是莫名其妙，以致不堪卒读。这并不是说，英语的表现能力不及其它语言；恰恰相反，是它已经达到的精致程度，使它不容易和其它语言相对应，不容易和其他民族的思维制品相融合，特别是在抽象思维领域。”鉴于此，绿原提出了语言和文化的“异同”性问题。在庆祝《译文》百期时，绿原的贺词为：“需将外国文学翻译和我国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求同而又寻异：从相同处了解文明所处的位置，从相异处了解我们的特点或差距：一边肯定自己，同时丰富自己和提高自己。”许钧如此解读绿原：“绿原先生的贺词涉及到了翻译中的最本质的方面：如何对待‘异’与‘同’。‘同’是交流的基础，没有相同相通之处，就没有可能达到交流，而相同的东西是不必要进行交流的，从翻译的目的来看，‘异’才是翻译所应该关注的。绿原先生的这段话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家的经验之谈，其中蕴涵的深刻道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需要认真探讨。”绿原十分尊重不同语言间的异同性：对相异的特点，能译的尽量译出，以传达鲁迅所说的“原有的风姿”；实在不能译的，或译出得不到应有效果的，宁可不译。作为一位著名翻译家，这样做是需要智慧和胆识的。

文章来源：《当代外国文学》 网址: http://www.ddwgwxzz.cn/qikandaodu/2021/0331/4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