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简化”，摈弃“放大”*——关于当代中国

一 “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这一课题是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切入的。从基本学理上来说，相对于我们自身的“域外世界”，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外国”，并不能被简化为“西方”。外国文论也不能被简化为“西方文论”。尽管当下我们高校的教材中甚至课程设置上的“外国文论”实际上已经被等同于“西方文论”，一如当下我们不少中小学学生家长心目中，“外语”实际上已然被等同于英语。同理，“外国文论”也并不能被简化为“欧美文论”。尽管“欧美文论”是外国文论的主要部分，“欧美文论”毕竟不足以涵盖整个国外文论。从实际的情形来看，从当代中国对国外文论的引介与接受的历史与现状来看，比较客观地来切分，国外文论至少还可细分为“欧陆文论”“英美文论”“俄苏文论”“东方文论”这几个板块，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外国文论”其实是多形态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多形态的 “外国文论”的认识是相当粗放而失之于“简化”的。要超越这种“简化”。基于这一追求，以“当代中国外国文论研究”为题而进行的学术史梳理，其叙述坐标应以“俄苏文论”“英美文论”“欧陆文论”“东方文论”为经线。对外国文论的研究，自然是以引介为基础，以研究性的引介为基础。研究性的引介，自然离不开具体的“学人、学说、学刊”这几个基本环节：外国文论的引介，是具体的学者对具体的学说的引介，是某个中国学者通过某个汉语学刊或某部汉语著作对某个国外学者或某个域外学派之文论学说的引介。基于这样的考虑，以“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为题而进行的学术史梳理，其叙述坐标可以以“学人、学说、学刊”为纬线。一个国家的文论学说经翻译而被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在他国被接受也被改写，被应用也被化用，这种“理论旅行”必然呈现出思想的命运，戏剧性甚或悲剧性的命运。以“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为题而进行的学术史梳理，一个基本的关切就是回望外国文论的一些学说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旅行印迹，回望某些外国文论家的思想学说在当代中国所遭遇的命运轨迹。这样一种关切，就是要以学术史层面上实证的梳理来追求思想史层面上问题的反思：在梳理中进入反思，反思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引进路径与接受格局上的一些问题。在反思中探索，探索当代中国未来的外国文论引介战略。对这种引介战略的探索，有助于我们的外国文论译介与研究更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实践，更好地深化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在梳理中反思问题，在反思中探索战略”之建设性的动机，2008年至2010年，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会长的身份，连续组织了三次规模不同但旨趣相通的学术研讨会：“改革开放与外国文论研究三十年”(北京，外文所，2008年12月5-7日，50位学者与会)、“外国文论六十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09年9月17-20日，80位学者与会)、“理论的旅行，思想的命运”(广东，深圳大学，2010年1月9-11日，110位学者与会)。“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是这三次学术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这三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与相关科研机构的外国文论教学与研究、译介和出版一线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外国文论的重要流脉、重大学派、名家名说在当代中国的“旅行”与“命运”。这种回顾性的梳理、反思性的清理，可谓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一项基础性的国情调研。这种回望式的研讨，对于总结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建设的主要成绩，勘察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发育中的薄弱环节，制订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发展规划，都是很有意义的。 回望反思，可以看到：流行多年的将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接受简化为“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做法，显然是以偏概全的，有结构性、学理性的缺陷。何以如此？这是不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在操控我们的国外文论接受史研究实践呢？将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一分为二”，分为“苏联文论在中国”与“西方文论在中国”，固然不无道理，但如今看来还是比较粗放的。“苏联文论”有不同的内涵，至少“解冻”之前与“解冻”之后的苏联文论不应被等量齐观；“西方文论”更不是铁板一块，欧陆文论与英美文论在旨趣在路向上其也有分野。若基于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情形而进行比较细致地梳理，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路径大体上可以一分为四，或者说，至少可以分为四大支脉：由俄罗斯文论与苏联文论构成的“俄苏文论”，涵盖法国文论及瑞士文论、德国文论及奥地利文论、意大利文论及古希腊古罗马文论的“欧陆文论”，包括英国文论、美国文论及加拿大文论的“英美文论”，包括日本文论、印度文论以及其他东方国家文论的“东方文论”。 经过检阅，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对国外文论的接受格局大体上是：“三十年河东”，言必称希腊；“三十年年河西”，言必称罗马。前30年(1949-1979年)主要是以俄苏学界的取向为基本视界来“接受”，主要通过俄语看世界，极言之，大体上是跟定苏联的眼光来移植国外文论理论资源与核心话语。后30年(1979-2009年)主要是以美英学界的取向为基本视界而“拿来”，主要通过英语看世界，极言之，大体上是跟定美国的眼光来移植国外文论的理论资源与核心话语。两个30年各有成就也各有局限。前30年里，将原本就是多形态的国外文论简化为“苏俄文论”，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后30年里，将原本就是多形态的国外文论简化为“美英文论”，难道不也是一种历史的局限？诚然，历史在进步，在发展。然而，达尔文的进化论用于人文科学就不一定时时处处行得通。以“后三十年”的“辉煌成就”来否定“前三十年”的“历史失误”是不是会背离历史真实？如今将“美英模式”放大为整个国外文论，一如当年将“苏俄模式”放大为整个外国文论一样，同样会使外国文论图像失真，同样导致国外文论引介与研究实践中的“话语生态危机”与“范式生态危机”。反思国外文论译介与研究中的这种格局，就应该看到这一定位显然是偏执的。诚然，这种格局是历史的选择，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然而，偏执必定带来偏食，偏食则必然会以健康受损为代价。 基于这一认识，以“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研究”为题的学术史梳理，有必要对基本入思路径加以反思。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历程，通常被切分成两段：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降临为界标，一分为二，即(1949-1979年)与(1979-2009年)。这样的划分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对历史事实的“原生态”更为细致而客观的检阅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路程是曲折的，选择取舍是复杂的。譬如，在前30年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接受实践中，俄苏文论并不是像如今某些学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独领风骚”，俄苏文论并没有在整个30年里一直保持“一家独大”，并不能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国文论的接受简化为所谓的“苏联模式一统天下”。事实上，当代中国对于俄苏文论的引进热潮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苏联的“解冻”岁月开始之际就遭遇降温，甚至反倒进入“冰冻”季节了；又譬如，1966-1976年这个史称“十年浩劫”的时期，外国文论在中国的旅行遭遇的命运固然是悲惨的，但中国学者即使在这个艰难岁月也并非完全中止了外国文论研究与翻译园地的艰辛耕耘，这个十年里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固然进入困境，但也并非全然是一片空白，新时期伊始就面世的一些外国文论译著其实就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悄悄完成的。基于这一史实，以“当代中国外国文论研究”为课题而进行的学术史梳理，努力直面历史的原生态，竭力走进国外文论引介与接受的“原生态”，姑且以每个十年为一个自然时段。也就是说，以6个十年之“自然时段”来具体地充实两个30年之历史“大时段”。 由是，我们对“当代中国外国文论研究”*“当代中国外国文论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子课题，后由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扩展为整个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出版时书名为《外国文论研究的学术历程》，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说历程》第3卷(周启超、 张进著，重庆出版集团出版，2016年9月)；该书旨在梳理理论的旅行与思想的命运，清理百年来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俄苏文论、英美文论与欧陆文论的引介与研究，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段，以学人、学说、学刊为经纬，客观记录与重现了几代学人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足迹，并希望以此为未来的“拿来”探寻更好的战略路径。的梳理，采取了“两编六章加引言与结语”这种8个节拍的结构形式。再将《外国文学理论重要名著汉译目录(1949-2009)》(自《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1952-)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理论学科新近编选翻译的外国文论名著(1996-)等15种主要译丛中的“外国文论名著或研究资料汉译”)与《主要中文期刊上国外文论译介与研究重要文章目录(1949-2009)》(自《文学评论》(1957-)至《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2006-)等24种主要中文期刊上的“国外文论译文与论文)附录于后，借以实证地展示当代中国对国外文论理论资源与核心话语的引进轨迹。我们认为，这一类目录文献也是国外文论引介与接受之原生态的一个历史缩影。 质言之，作为一项学术史梳理工作，我们努力多层面地呈现“原生态”——恪守书写一段学术史所应有的实证精神，力求最大程度地走进外国文论引介与研究之历史的原生态；我们竭力充分地“摆事实”——记录当代中国几代学人在外国文论引介与接受园地辛勤耕耘的历史足迹。作为一项可以为思想史研究奠定基础的工作，我们竭力通过历史事实的记录来“看问题”——清理出当代中国引介与研究外国文论60载的经验与教训，以期通过对这一段学术史的重建来为我们未来的“拿来”探寻出更好的战略。 在对当代中国外国文论译介与研究这一历史加以反思之际，某些国内学者动辄就宣称“当代中国学人已经把百年来西方文论的各种思潮都引进来了，已经把百年来的西方文论资源统统都引进来了，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拿来，而是送出了”。面对多形态的国外文论资源，如今果真是到了该与“拿来主义”告别之时了吗？要不要继续“拿来”？我以为，这种“告别论”是相当肤浅的。我们对外国文论的一些重要学人学派学说的深度开采还有很大空间，只看思潮交替流派更迭而不勘察更为隐深的基本范式之生成语境、轴心话语之力量渊源的引介思路，也是很有局限的。若还要“批判地借鉴”，还要积极地“拿来”，那么，在继续拿来这一引介实践中，作为接受主体的我们中国学界还要继续跟定一个方位吗？在对国外文论资源的接受移植实践中，我们中国学界还是要一心图谋“与世界接轨”吗？还要“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还要“唯西方文论的新主义为尊”吗？西方文论界有什么“转向”，尤其是美国文论界有什么转向，我们中国学界就得赶紧跟进赶紧移植，以期“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化”，否则便是落伍了吗？在我看来，重要的还是要好好反思我们自身的问题，根据我们自身的健康状况，基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针对理论生态的要求，以我为主，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积极有效介入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当然这里有一个大前提：我们要对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充分的自省，要对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结构有自知之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下社会已然完全进入了后现代？或者还只是在现代？抑或是“现代、后现代、前现代杂糅并存”的时代？抑或，诚如一位当代哲学家所言：这里的现代性工程远没有完结？！ 二 新世纪以来，我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同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明确提出以“跨文化”视界抗击“全球化”浪潮，致力于“在清理中反思，在反思中建设”，致力于“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致力于“有所开放也有所恪守，有所解构也有所建构”。 多方位地引介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力作。 我努力坚持选材和译文的精品路线(坚持直接译自源语种)，多方位引进一批国外文论教材力作。新世纪伊始，我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第1辑4种，2006初版，2007、2009重印，第2辑4种，2015、2016年版)。这一系列化的教材翻译，旨在对国外同行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关键词”与“文学理论名家名说”这几个基本环节的反思与梳理、检阅与审视的最新前沿成果，加以比较系统的引介。这一系列教材颇受高校同行欢迎。 有深度地开辟“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探索路向。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主要是以主持两大项目、创办一个学刊、创建两个学会，来具体践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比较诗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十五重点项目)含“作者理论研究”“文本与作品理论研究”“读者理论研究”与“比较诗学概论”四个子课题；“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项目)，最终成果为11部专著；《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学刊(该学刊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当代国外文论，分析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互动性与共通性。专注于法、德、俄苏、英美、意大利、日本、以及古希腊、古印度等国文论名家名说与中国文论之多向度跨文化的比较，呈现出我们承接钱钟书先生的遗训，在跨文化的文学理论园地坚守耕耘，在比较诗学的深度拓展上有所作为的最新印迹。2006年出版第1辑，已出7辑)；“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旨在推进“三重会通”——具有互补性交流功能、具有互动性提升效果的三重会通：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不同语种的文论研究者之间的会通，外国语言文学界文论研究者与中国语言文学界文论研究者之间的会通，国内文论界与国外文论界之间的会通。自2010年以来，已先后在深圳、上海、西安、北京、哈尔滨、芜湖、成都、广州举办8届年会。学会活动得到国内外高校文论界同行大力支持而颇有活力，效果良好。 为了践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我选择从苏联走向法国、走向美国、走向中国的巴赫金文论之“跨文化旅行”为个案。全国巴赫金研究会在组织这样的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发挥着积极的导引作用。巴赫金研究会与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组织国内从事俄罗斯文论、法国文论、英美文论、德国文论、意大利文论的专家，编选出5卷本“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研究丛书” 。该丛书分为五卷：《中国学者论巴赫金》《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对话中的巴赫金》《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巴赫金》，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推出。这套丛书的旨趣在于以跨文化的视界，对40年来俄罗斯学界、欧美学界的巴赫金研究精品展开一次系统的译介，对40年来国外学界、30年来中国学界的巴赫金研究力作进行一次集中的检阅，以期为当代中国学者的巴赫金研究提供新的参照，开拓新的空间。 为了推进“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我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合作，编选、翻译了一套“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丛书”。*“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该丛书中的《外国文论在中国(1949-2009)》《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已于2016年9月出版，《法国理论在美国》《形式论：从结构到文本及其界外》即出。这套丛书旨在对《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法国理论在美国》《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以及《形式论在俄苏、在英美、在法国》跨文化旅行的轨迹，作一次多方位的呈现。 启动“当代外国文论核心话语反思”。我带领团队聚焦于几位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实践中已然留下很深印迹的若干位外国文论大家的轴心话语(譬如，巴赫金的“复调”“狂欢”“外位性”，巴尔特的“文本”与“作品”、“书写”和“写作”，伊瑟尔的“文本召唤结构”“隐含读者”“虚构·想象”，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生产”“文本科学”“政治批评”)。我们针对这些国外文论大家名说的解读与接受过程中的实绩与问题，展开有深度的反思。我们的探索路径是，聚焦于以挑战性与批判激情著称、以原创性与问题意识名世、思想理论含量大的个案之开掘，而勘探潜隐在深层但又是文学理论建设中基础性与前沿性的问题。从轴心话语的清理入手，深入到基本视界的考量，而力求达到主要范式的探析。立足于所要重点研究的外国文论大家之理论文本原著的精读，在精选并依据源语种翻译该理论家的一部文选或研究性读本之基础上，撰写一部视界开阔材料扎实而确有创见的研究著作。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双重把握与双重发声。所谓双重把握，是指既要对所研究对象、所探讨的论题本身的精髓内涵有比较充分的把握，又要对其核心话语在域外，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轨迹与正负效应有比较全面的把握。所谓双重发声，指的是既要进入对象世界而在对象问题本身的清理上去发现问题，又要走出对象世界而在对象的域外旅程中去勘探问题。要有正本清源的追求，而致力于某一核心话语之原点的学理性辨析与探究，又要有审时度势的追求，而致力于某一轴心话语之嬗变的批判性调查与反思。 创办《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学刊。承续上世纪50年代的《文艺理论译丛》、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文论》《世界文论》在国外文论引介上的优良传统，我与我们团队积极践行“多方位吸纳与有深度开采、开放与恪守并举、解构与建构并行”这一基本理念，放眼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欧陆文论、当代英美文论、当代斯拉夫文论以及比较诗学之最新成果与最新态势。这一学刊追求前沿性的译介与基础性的研究并重。该学刊的读者主要定位为国内高校文科师生，尤其是文学院与外文学院的“文艺学”“美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的教师与研究生。该学刊的第1辑已于2014年春面世，目前已出版4辑。“前沿视窗”刊发埃科、伊格尔顿、卡勒、孔帕尼翁、施米特、秋帕、吉汉诺夫等著名学者以及德国、俄罗斯、瑞士、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文论界名家的最新力作；“名篇新译”则选译雅各布森谈形式论学派、穆卡若夫斯基谈结构主义、洛特曼谈巴赫金的演讲、巴尔特论作者之死、伊瑟尔论文本的召唤结构、克里斯特瓦论互文性的名篇。还有对巴赫金、德里达、海德格尔、伊格尔顿、孔帕尼翁、布罗姆、洛奇等文论名家力作或新作的书评。 展开文学理论研究之“元理论”探讨。针对学界对文学理论“身份”与“功能”之认识上的粗放模糊，近年来我积极倡导展开对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文化功能、存在状态的反思与讨论，集中探讨三大命题：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跨文化旅行的文学理论。反思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就是对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加以反思：文学理论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文学理论属于“人文学科”，还是属于“人文科学”？反思一种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理论，就是要对文学理论的文化功能加以反思：文学理论言说是否可以“介入”现实，是否具有“建构”现实的生产力与文化能量？反思作为跨文化旅行的文学理论，就是要对外国文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存在状态加以反思，对外国文论的学说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轨迹与影响印迹加以检阅，对当代中国几代学人从各自不同的外国语言文化语境中积极“拿来”不懈引介外国文论的接受实践加以梳理，对当代中国主要学刊上的外国文论译介与评论历程加以清理，或者说，对于汉语语境中的外国文论的“形象建构”问题加以审视。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理论，作为跨文化旅行的文学理论——堪称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的三个核心命题。 展开前沿性与基础性兼备的文学理论轴心话题之梳理。针对学界在当代文学理论中一些既具基础性又具前沿性的轴心话题上的“若明若暗”，我在组织编写具有跨文化视界的文学理论轴心话题“读本”，譬如，由雅各布森的相关言说为起点的《“文学性”理论读本》，由克里斯特瓦的相关言说为起点的《“互文性”理论读本》，由埃科、巴赫金、洛特曼、 伊瑟尔、巴尔特、克里斯特瓦、热奈特、伊格尔顿等人的相关言说为基点的《“文本理论”读本》，由梵·迪克、巴赫金、福柯、阿尔都塞、佩舍、利科、哈贝马斯等人的相关言说为基点的《“话语”理论读本》。我以为，“文学性”“互文性”“文本”“话语”——可谓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四个值得深度研究的轴心话语。 我深信，通过这样多方位的吸纳，有深度的开采，通过这样以我为主的积极“拿来”，我们有可能超越流行多年的“简化”，摈弃习而不察的“放大”，立足国内文论的当下生态，有针对性地反思轴心问题，而真正地胸怀世界，进入国外文论资源的“原生态”，批判地借鉴多形态的国外文论的优秀成果，切实有效地参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构建。 责任编辑：魏策策 一 “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这一课题是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切入的。从基本学理上来说，相对于我们自身的“域外世界”，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外国”，并不能被简化为“西方”。外国文论也不能被简化为“西方文论”。尽管当下我们高校的教材中甚至课程设置上的“外国文论”实际上已经被等同于“西方文论”，一如当下我们不少中小学学生家长心目中，“外语”实际上已然被等同于英语。同理，“外国文论”也并不能被简化为“欧美文论”。尽管“欧美文论”是外国文论的主要部分，“欧美文论”毕竟不足以涵盖整个国外文论。从实际的情形来看，从当代中国对国外文论的引介与接受的历史与现状来看，比较客观地来切分，国外文论至少还可细分为“欧陆文论”“英美文论”“俄苏文论”“东方文论”这几个板块，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外国文论”其实是多形态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多形态的 “外国文论”的认识是相当粗放而失之于“简化”的。要超越这种“简化”。基于这一追求，以“当代中国外国文论研究”为题而进行的学术史梳理，其叙述坐标应以“俄苏文论”“英美文论”“欧陆文论”“东方文论”为经线。对外国文论的研究，自然是以引介为基础，以研究性的引介为基础。研究性的引介，自然离不开具体的“学人、学说、学刊”这几个基本环节：外国文论的引介，是具体的学者对具体的学说的引介，是某个中国学者通过某个汉语学刊或某部汉语著作对某个国外学者或某个域外学派之文论学说的引介。基于这样的考虑，以“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为题而进行的学术史梳理，其叙述坐标可以以“学人、学说、学刊”为纬线。一个国家的文论学说经翻译而被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在他国被接受也被改写，被应用也被化用，这种“理论旅行”必然呈现出思想的命运，戏剧性甚或悲剧性的命运。以“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为题而进行的学术史梳理，一个基本的关切就是回望外国文论的一些学说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旅行印迹，回望某些外国文论家的思想学说在当代中国所遭遇的命运轨迹。这样一种关切，就是要以学术史层面上实证的梳理来追求思想史层面上问题的反思：在梳理中进入反思，反思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引进路径与接受格局上的一些问题。在反思中探索，探索当代中国未来的外国文论引介战略。对这种引介战略的探索，有助于我们的外国文论译介与研究更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实践，更好地深化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在梳理中反思问题，在反思中探索战略”之建设性的动机，2008年至2010年，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会长的身份，连续组织了三次规模不同但旨趣相通的学术研讨会：“改革开放与外国文论研究三十年”(北京，外文所，2008年12月5-7日，50位学者与会)、“外国文论六十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09年9月17-20日，80位学者与会)、“理论的旅行，思想的命运”(广东，深圳大学，2010年1月9-11日，110位学者与会)。“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是这三次学术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这三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与相关科研机构的外国文论教学与研究、译介和出版一线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外国文论的重要流脉、重大学派、名家名说在当代中国的“旅行”与“命运”。这种回顾性的梳理、反思性的清理，可谓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一项基础性的国情调研。这种回望式的研讨，对于总结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建设的主要成绩，勘察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发育中的薄弱环节，制订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发展规划，都是很有意义的。 回望反思，可以看到：流行多年的将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接受简化为“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做法，显然是以偏概全的，有结构性、学理性的缺陷。何以如此？这是不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在操控我们的国外文论接受史研究实践呢？将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一分为二”，分为“苏联文论在中国”与“西方文论在中国”，固然不无道理，但如今看来还是比较粗放的。“苏联文论”有不同的内涵，至少“解冻”之前与“解冻”之后的苏联文论不应被等量齐观；“西方文论”更不是铁板一块，欧陆文论与英美文论在旨趣在路向上其也有分野。若基于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情形而进行比较细致地梳理，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路径大体上可以一分为四，或者说，至少可以分为四大支脉：由俄罗斯文论与苏联文论构成的“俄苏文论”，涵盖法国文论及瑞士文论、德国文论及奥地利文论、意大利文论及古希腊古罗马文论的“欧陆文论”，包括英国文论、美国文论及加拿大文论的“英美文论”，包括日本文论、印度文论以及其他东方国家文论的“东方文论”。 经过检阅，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对国外文论的接受格局大体上是：“三十年河东”，言必称希腊；“三十年年河西”，言必称罗马。前30年(1949-1979年)主要是以俄苏学界的取向为基本视界来“接受”，主要通过俄语看世界，极言之，大体上是跟定苏联的眼光来移植国外文论理论资源与核心话语。后30年(1979-2009年)主要是以美英学界的取向为基本视界而“拿来”，主要通过英语看世界，极言之，大体上是跟定美国的眼光来移植国外文论的理论资源与核心话语。两个30年各有成就也各有局限。前30年里，将原本就是多形态的国外文论简化为“苏俄文论”，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后30年里，将原本就是多形态的国外文论简化为“美英文论”，难道不也是一种历史的局限？诚然，历史在进步，在发展。然而，达尔文的进化论用于人文科学就不一定时时处处行得通。以“后三十年”的“辉煌成就”来否定“前三十年”的“历史失误”是不是会背离历史真实？如今将“美英模式”放大为整个国外文论，一如当年将“苏俄模式”放大为整个外国文论一样，同样会使外国文论图像失真，同样导致国外文论引介与研究实践中的“话语生态危机”与“范式生态危机”。反思国外文论译介与研究中的这种格局，就应该看到这一定位显然是偏执的。诚然，这种格局是历史的选择，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然而，偏执必定带来偏食，偏食则必然会以健康受损为代价。 基于这一认识，以“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研究”为题的学术史梳理，有必要对基本入思路径加以反思。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历程，通常被切分成两段：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降临为界标，一分为二，即(1949-1979年)与(1979-2009年)。这样的划分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对历史事实的“原生态”更为细致而客观的检阅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路程是曲折的，选择取舍是复杂的。譬如，在前30年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接受实践中，俄苏文论并不是像如今某些学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独领风骚”，俄苏文论并没有在整个30年里一直保持“一家独大”，并不能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国文论的接受简化为所谓的“苏联模式一统天下”。事实上，当代中国对于俄苏文论的引进热潮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苏联的“解冻”岁月开始之际就遭遇降温，甚至反倒进入“冰冻”季节了；又譬如，1966-1976年这个史称“十年浩劫”的时期，外国文论在中国的旅行遭遇的命运固然是悲惨的，但中国学者即使在这个艰难岁月也并非完全中止了外国文论研究与翻译园地的艰辛耕耘，这个十年里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固然进入困境，但也并非全然是一片空白，新时期伊始就面世的一些外国文论译著其实就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悄悄完成的。基于这一史实，以“当代中国外国文论研究”为课题而进行的学术史梳理，努力直面历史的原生态，竭力走进国外文论引介与接受的“原生态”，姑且以每个十年为一个自然时段。也就是说，以6个十年之“自然时段”来具体地充实两个30年之历史“大时段”。 由是，我们对“当代中国外国文论研究”*“当代中国外国文论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子课题，后由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扩展为整个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出版时书名为《外国文论研究的学术历程》，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说历程》第3卷(周启超、 张进著，重庆出版集团出版，2016年9月)；该书旨在梳理理论的旅行与思想的命运，清理百年来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俄苏文论、英美文论与欧陆文论的引介与研究，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段，以学人、学说、学刊为经纬，客观记录与重现了几代学人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足迹，并希望以此为未来的“拿来”探寻更好的战略路径。的梳理，采取了“两编六章加引言与结语”这种8个节拍的结构形式。再将《外国文学理论重要名著汉译目录(1949-2009)》(自《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1952-)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理论学科新近编选翻译的外国文论名著(1996-)等15种主要译丛中的“外国文论名著或研究资料汉译”)与《主要中文期刊上国外文论译介与研究重要文章目录(1949-2009)》(自《文学评论》(1957-)至《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2006-)等24种主要中文期刊上的“国外文论译文与论文)附录于后，借以实证地展示当代中国对国外文论理论资源与核心话语的引进轨迹。我们认为，这一类目录文献也是国外文论引介与接受之原生态的一个历史缩影。 质言之，作为一项学术史梳理工作，我们努力多层面地呈现“原生态”——恪守书写一段学术史所应有的实证精神，力求最大程度地走进外国文论引介与研究之历史的原生态；我们竭力充分地“摆事实”——记录当代中国几代学人在外国文论引介与接受园地辛勤耕耘的历史足迹。作为一项可以为思想史研究奠定基础的工作，我们竭力通过历史事实的记录来“看问题”——清理出当代中国引介与研究外国文论60载的经验与教训，以期通过对这一段学术史的重建来为我们未来的“拿来”探寻出更好的战略。 在对当代中国外国文论译介与研究这一历史加以反思之际，某些国内学者动辄就宣称“当代中国学人已经把百年来西方文论的各种思潮都引进来了，已经把百年来的西方文论资源统统都引进来了，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拿来，而是送出了”。面对多形态的国外文论资源，如今果真是到了该与“拿来主义”告别之时了吗？要不要继续“拿来”？我以为，这种“告别论”是相当肤浅的。我们对外国文论的一些重要学人学派学说的深度开采还有很大空间，只看思潮交替流派更迭而不勘察更为隐深的基本范式之生成语境、轴心话语之力量渊源的引介思路，也是很有局限的。若还要“批判地借鉴”，还要积极地“拿来”，那么，在继续拿来这一引介实践中，作为接受主体的我们中国学界还要继续跟定一个方位吗？在对国外文论资源的接受移植实践中，我们中国学界还是要一心图谋“与世界接轨”吗？还要“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还要“唯西方文论的新主义为尊”吗？西方文论界有什么“转向”，尤其是美国文论界有什么转向，我们中国学界就得赶紧跟进赶紧移植，以期“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化”，否则便是落伍了吗？在我看来，重要的还是要好好反思我们自身的问题，根据我们自身的健康状况，基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针对理论生态的要求，以我为主，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积极有效介入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当然这里有一个大前提：我们要对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充分的自省，要对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结构有自知之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下社会已然完全进入了后现代？或者还只是在现代？抑或是“现代、后现代、前现代杂糅并存”的时代？抑或，诚如一位当代哲学家所言：这里的现代性工程远没有完结？！ 二 新世纪以来，我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同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明确提出以“跨文化”视界抗击“全球化”浪潮，致力于“在清理中反思，在反思中建设”，致力于“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致力于“有所开放也有所恪守，有所解构也有所建构”。 多方位地引介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力作。 我努力坚持选材和译文的精品路线(坚持直接译自源语种)，多方位引进一批国外文论教材力作。新世纪伊始，我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第1辑4种，2006初版，2007、2009重印，第2辑4种，2015、2016年版)。这一系列化的教材翻译，旨在对国外同行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关键词”与“文学理论名家名说”这几个基本环节的反思与梳理、检阅与审视的最新前沿成果，加以比较系统的引介。这一系列教材颇受高校同行欢迎。 有深度地开辟“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探索路向。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主要是以主持两大项目、创办一个学刊、创建两个学会，来具体践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比较诗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十五重点项目)含“作者理论研究”“文本与作品理论研究”“读者理论研究”与“比较诗学概论”四个子课题；“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项目)，最终成果为11部专著；《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学刊(该学刊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当代国外文论，分析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互动性与共通性。专注于法、德、俄苏、英美、意大利、日本、以及古希腊、古印度等国文论名家名说与中国文论之多向度跨文化的比较，呈现出我们承接钱钟书先生的遗训，在跨文化的文学理论园地坚守耕耘，在比较诗学的深度拓展上有所作为的最新印迹。2006年出版第1辑，已出7辑)；“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旨在推进“三重会通”——具有互补性交流功能、具有互动性提升效果的三重会通：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不同语种的文论研究者之间的会通，外国语言文学界文论研究者与中国语言文学界文论研究者之间的会通，国内文论界与国外文论界之间的会通。自2010年以来，已先后在深圳、上海、西安、北京、哈尔滨、芜湖、成都、广州举办8届年会。学会活动得到国内外高校文论界同行大力支持而颇有活力，效果良好。 为了践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我选择从苏联走向法国、走向美国、走向中国的巴赫金文论之“跨文化旅行”为个案。全国巴赫金研究会在组织这样的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发挥着积极的导引作用。巴赫金研究会与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组织国内从事俄罗斯文论、法国文论、英美文论、德国文论、意大利文论的专家，编选出5卷本“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研究丛书” 。该丛书分为五卷：《中国学者论巴赫金》《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对话中的巴赫金》《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巴赫金》，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推出。这套丛书的旨趣在于以跨文化的视界，对40年来俄罗斯学界、欧美学界的巴赫金研究精品展开一次系统的译介，对40年来国外学界、30年来中国学界的巴赫金研究力作进行一次集中的检阅，以期为当代中国学者的巴赫金研究提供新的参照，开拓新的空间。 为了推进“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我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合作，编选、翻译了一套“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丛书”。*“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该丛书中的《外国文论在中国(1949-2009)》《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已于2016年9月出版，《法国理论在美国》《形式论：从结构到文本及其界外》即出。这套丛书旨在对《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法国理论在美国》《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以及《形式论在俄苏、在英美、在法国》跨文化旅行的轨迹，作一次多方位的呈现。 启动“当代外国文论核心话语反思”。我带领团队聚焦于几位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实践中已然留下很深印迹的若干位外国文论大家的轴心话语(譬如，巴赫金的“复调”“狂欢”“外位性”，巴尔特的“文本”与“作品”、“书写”和“写作”，伊瑟尔的“文本召唤结构”“隐含读者”“虚构·想象”，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生产”“文本科学”“政治批评”)。我们针对这些国外文论大家名说的解读与接受过程中的实绩与问题，展开有深度的反思。我们的探索路径是，聚焦于以挑战性与批判激情著称、以原创性与问题意识名世、思想理论含量大的个案之开掘，而勘探潜隐在深层但又是文学理论建设中基础性与前沿性的问题。从轴心话语的清理入手，深入到基本视界的考量，而力求达到主要范式的探析。立足于所要重点研究的外国文论大家之理论文本原著的精读，在精选并依据源语种翻译该理论家的一部文选或研究性读本之基础上，撰写一部视界开阔材料扎实而确有创见的研究著作。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双重把握与双重发声。所谓双重把握，是指既要对所研究对象、所探讨的论题本身的精髓内涵有比较充分的把握，又要对其核心话语在域外，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轨迹与正负效应有比较全面的把握。所谓双重发声，指的是既要进入对象世界而在对象问题本身的清理上去发现问题，又要走出对象世界而在对象的域外旅程中去勘探问题。要有正本清源的追求，而致力于某一核心话语之原点的学理性辨析与探究，又要有审时度势的追求，而致力于某一轴心话语之嬗变的批判性调查与反思。 创办《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学刊。承续上世纪50年代的《文艺理论译丛》、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文论》《世界文论》在国外文论引介上的优良传统，我与我们团队积极践行“多方位吸纳与有深度开采、开放与恪守并举、解构与建构并行”这一基本理念，放眼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欧陆文论、当代英美文论、当代斯拉夫文论以及比较诗学之最新成果与最新态势。这一学刊追求前沿性的译介与基础性的研究并重。该学刊的读者主要定位为国内高校文科师生，尤其是文学院与外文学院的“文艺学”“美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的教师与研究生。该学刊的第1辑已于2014年春面世，目前已出版4辑。“前沿视窗”刊发埃科、伊格尔顿、卡勒、孔帕尼翁、施米特、秋帕、吉汉诺夫等著名学者以及德国、俄罗斯、瑞士、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文论界名家的最新力作；“名篇新译”则选译雅各布森谈形式论学派、穆卡若夫斯基谈结构主义、洛特曼谈巴赫金的演讲、巴尔特论作者之死、伊瑟尔论文本的召唤结构、克里斯特瓦论互文性的名篇。还有对巴赫金、德里达、海德格尔、伊格尔顿、孔帕尼翁、布罗姆、洛奇等文论名家力作或新作的书评。 展开文学理论研究之“元理论”探讨。针对学界对文学理论“身份”与“功能”之认识上的粗放模糊，近年来我积极倡导展开对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文化功能、存在状态的反思与讨论，集中探讨三大命题：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跨文化旅行的文学理论。反思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就是对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加以反思：文学理论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文学理论属于“人文学科”，还是属于“人文科学”？反思一种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理论，就是要对文学理论的文化功能加以反思：文学理论言说是否可以“介入”现实，是否具有“建构”现实的生产力与文化能量？反思作为跨文化旅行的文学理论，就是要对外国文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存在状态加以反思，对外国文论的学说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轨迹与影响印迹加以检阅，对当代中国几代学人从各自不同的外国语言文化语境中积极“拿来”不懈引介外国文论的接受实践加以梳理，对当代中国主要学刊上的外国文论译介与评论历程加以清理，或者说，对于汉语语境中的外国文论的“形象建构”问题加以审视。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理论，作为跨文化旅行的文学理论——堪称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的三个核心命题。 展开前沿性与基础性兼备的文学理论轴心话题之梳理。针对学界在当代文学理论中一些既具基础性又具前沿性的轴心话题上的“若明若暗”，我在组织编写具有跨文化视界的文学理论轴心话题“读本”，譬如，由雅各布森的相关言说为起点的《“文学性”理论读本》，由克里斯特瓦的相关言说为起点的《“互文性”理论读本》，由埃科、巴赫金、洛特曼、 伊瑟尔、巴尔特、克里斯特瓦、热奈特、伊格尔顿等人的相关言说为基点的《“文本理论”读本》，由梵·迪克、巴赫金、福柯、阿尔都塞、佩舍、利科、哈贝马斯等人的相关言说为基点的《“话语”理论读本》。我以为，“文学性”“互文性”“文本”“话语”——可谓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四个值得深度研究的轴心话语。 我深信，通过这样多方位的吸纳，有深度的开采，通过这样以我为主的积极“拿来”，我们有可能超越流行多年的“简化”，摈弃习而不察的“放大”，立足国内文论的当下生态，有针对性地反思轴心问题，而真正地胸怀世界，进入国外文论资源的“原生态”，批判地借鉴多形态的国外文论的优秀成果，切实有效地参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构建。 责任编辑：魏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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